传统影视作品的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司法判定可谓老生常谈的议题，但在最近的“《云南虫谷》案”中却绽放出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综观整部案情，法院最终以每集200万元的标准酌情认定权利方遭受3200万元的经济利益损失，并对判决理由作了详细充分的阐述。透过判决书字里行间所载的文字和数据，我们不难发现本案呈现出的若干特点，通过进一步的梳理分析，可以从中一窥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命题的实践效能、制度奥义和价值指向。

  其一，酌定方法的严谨运用。本案采用的是酌定方法，但可喜的是，该方法的运用没有落入时下饱受诟病的窠臼之中。在酌定过程中，法院综合考量涉案作品类型、知名程度、可能承受损失、预期收益、维权行为、被告侵权行为实施规模、持续时间、主观恶意、可能获益等方面的因素。对此，法院判决并不是依循固有的“重侵权认定、轻赔偿论证”的司法路径而一笔带过、草草收场，而是抽茧剥丝、条分缕析地对各种参酌因素进行了全面而不失缜密的层次阐述和逻辑验证。尔后，在检视双方证据事实的基础上给出判断结论及其科学依凭，摒弃了以往众多酌定赔偿裁判范例中笼而统之的抽象化、模块化、定式化的推理思路和论证过程。

  其二，举证责任的细化落实。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赔偿难与举证难之间往往关联甚密。本案一改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举证虚化”的弊病，聚焦实际损失、侵权获利、许可费等诸种损害赔偿计量标准。为此，当事人多方展开证据交锋，并将证明的触角进一步延伸至涉案作品知名度、制作成本、侵权主观状态等细化元素，其间既关涉法律层面的规则问题辨析，如警告函、平台义务、管控治理等，也涉及产业信息与行业数据的经济分析，如会员费、热度榜、播放率、收益率、宣传推广等。经由要件事实与规范价值的证明澄清，促成了事实上的损害情形和法律上的可获得赔偿数额两大命题的有机衔接与深度融合。

  其三，裁判结果的客观取向。酌定赔偿在性质上偏属主观裁量，但其赔偿结论并非全然是主观判断的估算结果。本案中，法院选择酌定赔偿模式而放弃了传统意义上较为确定的计算方法，然则，方法的否定不意味客观标准的放弃。法官一以贯之恪守的仍是“主观认定客观化”的司法原则，没有打算偏离裁量规则、凭空臆定、流于形式。在评价技术上，他们回到了经典的损害赔偿认定指标中去，但又没有止步于此，而是通过综合性考察方法的运用，汇聚反映涉案作品市场性、价值性、利益性损害的所有数据、信息、素材，进行去伪存真的规范化处理，继而作出了契合涉案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事实认知与法律判断。

  总的来看，《云南虫谷》一案摆脱了酌定赔偿制度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深度诠释并重新界定了司法酌定方法在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上的运用策略和实施路线，为加强文化产品原创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促进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样本”和理想“范式”。甚为重要的是，它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精神宗旨一脉相承，在更加广阔的维度和视界上践行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社会公理与“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法理共识。